学习内容：卷第九十二，晋纪十四（公元322年——323年，共2年） 王敦叛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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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
中宗元皇帝下
永昌元年（壬午，公元322年）
春正月，郭璞复上疏，请因皇孙生，下赦令，帝从之。乙卯，大赦，改元。
王敦以璞为记室参军。璞善卜筮，知敦必为乱，己预其祸，甚忧之。大将军掾颍川陈述卒，璞哭之极哀，曰：“嗣祖，焉知非福也！”
敦既与朝廷乖离，乃羁录朝士有时望者，置己幕府。以羊曼及陈国谢鲲为长史。曼，祜之兄孙也。曼、鲲终日酣醉，故敦不委以事。
敦将作乱，谓鲲曰：“刘隗奸邪，将危社稷，吾欲除君侧之恶，何如？”
鲲曰：“隗诚始祸，然城狐社鼠。”
敦怒曰：“君庸才，岂达大体！”出为豫章太守，又留不遣。
戊辰，敦举兵于武昌，上疏罪状刘隗，称：“隗佞邪谗贼，威福自由，妄兴事役，劳扰士民，赋役烦重，怨声盈路。臣备位宰辅，不可坐视成败，辄进军致讨。隗首朝悬，诸军夕退。昔太甲颠覆厥度，幸纳伊尹之忠，殷道复昌。愿陛下深垂三思，则四海乂安，社稷永固矣。”
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，敦以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诸军事。敦至芜湖，又上表罪状刁协。
帝大怒，乙亥，诏曰：“王敦凭恃宠灵，敢肆狂逆，方朕太甲，欲见幽囚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，有杀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”
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。
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顗曰：“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，当无滥邪？”
顗曰：“不然。人主自非尧、舜，何能无失？人臣安可举兵以胁之！举动如此，岂得云非乱乎！处仲狼抗无上，其意宁有限邪！”
敦初起兵，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，约与之俱下，卓许之。及敦升舟，而卓不赴，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。
敦惊曰：“甘侯前与吾语云何，而更有异？正当虑吾危朝廷耳！吾今但除奸凶，若事济，当以甘侯作公。”双还报，卓意狐疑。
或说卓：“且伪许敦，待敦至都而讨之。”
卓曰：“昔陈敏之乱，吾先从而后图之，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，心常愧之。今若复尔，何以自明！”
卓使人以敦旨告顺阳太守魏该，该曰：“我所以起兵拒胡贼者，正欲忠于王室耳。今王公举兵向天子，非吾所宜与也。”遂绝之。
敦遣参军桓罴说谯王氶，请氶为军司。
氶叹曰：“吾其死矣。地荒民寡，势孤援绝，将何以济！然得死忠义，夫复何求！”
氶檄长沙虞悝为长史，会悝遭母丧，氶往吊之，曰：“吾欲讨王敦，而兵少粮乏，且新到，恩信未洽。卿兄弟，湘中之豪俊，王室方危，金革之事，古人所不辞，将何以教之？”
悝曰：“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，亲屈临之，敢不致死！然鄙州荒弊，难以进讨。宜且收众固守，传檄四方，敦势必分。分而图之，庶几可捷也。”
氶乃囚桓罴，以悝为长史，以其弟望为司马，督护诸军，与零陵太守尹奉、建昌太守长沙王循、衡阳太守淮陵刘翼、舂陵令长沙易雄，同举兵讨敦。雄移檄远近，列敦罪恶，于是一州之内皆应氶。惟湘东太守郑澹不从，氶使虞望讨斩之，以徇四境。澹，敦姊夫也。
氶遣主簿邓骞至襄阳，说甘卓曰：“刘大连虽骄蹇失众心，非有害于天下。大将军以其私憾，称兵向阙，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也。公受任方伯，奉辞伐罪，乃桓、文之功也。”
卓曰：“桓、文则非吾所能，然志在徇国，当共详思之。”
参军李梁说卓曰：“昔隗嚣跋扈，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，卒受其福。今将军有重望于天下，但当按兵坐以待之。使大将军事捷，当委将军以方面；不捷，朝廷必以将军代之。何忧不富贵，而释此庙胜，决存亡于一战邪？”
骞谓梁曰：“光武当创业之初，故隗、窦可以文服从容顾望。今将军之于本朝，非窦融之比也；襄阳之于太府，非河西之固也。使大将军克刘隗，还武昌，增石城之戍，绝荆、湘之粟，将军将安归乎！势在人手，而曰我处庙胜，未之闻也。且为人臣，国家有难，坐视不救，于义安乎？”卓尚疑之。
骞曰：“今既不为义举，又不承大将军檄，此必至之祸，愚智所见也。且议者之所难，以彼强而我弱也。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，其留者不能五千，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。以将军之威名，帅此府之精锐，杖节鸣鼓，以顺讨逆，岂王含所能御哉！溯流之众，势不自救。将军之举武昌，若摧枯拉朽，尚何顾虑邪？武昌既定，据其军实，镇抚二州，以恩意招怀士卒，使还者如归，此吕蒙所以克关羽也。今释必胜之策，安坐以待危亡，不可以言智矣。”
敦恐卓于后为变，又遣参军丹杨乐道融往邀之，必欲与之俱东。
道融虽事敦，而忿其悖逆，乃说卓曰：“主上亲临万机，自用谯王为湘州，非专任刘隗也。而王氏擅权日久，卒见分政，便谓失职，背恩肆逆，举兵向阙。国家遇君至厚，今与之同，岂不违负大义！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永为宗党之耻，不亦惜乎！为君之计，莫若伪许应命，而驰袭武昌，大将军士众闻之，必不战自溃，大勋可就矣。”
卓雅不欲从敦，闻道融之言，遂决曰：“吾本意也。”
乃与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承、宜都太守谭该等露檄数敦逆状，帅所统致讨。遣参军司马、孙双奉表诣台，罗英至广州约陶侃同进。戴渊在江西，先得卓书，表上之，台内皆称万岁。陶侃得卓信，即遣参军高宝帅兵北下。武昌城中传卓军至，人皆奔散。
敦遣从母弟南蛮校尉魏乂、将军李恒帅甲卒二万攻长沙。长沙城池不完，资储又阙，人情震恐。或说谯王氶，南投陶侃或退据零、桂。
氶曰：“吾之起兵，志欲死于忠义，岂可贪生苟免，为奔败之将乎！事之不济，令百姓知吾心耳。”乃婴城固守。
未几，虞望战死，甘卓欲留邓骞为参军，骞不可。乃遣参军虞冲与骞偕至长沙，遗谯王氶书，劝之固守，当以兵出沔口，断敦归路，则湘围自解。
氶复书称：“江左中兴，草创始尔，岂图恶逆萌自宠臣。吾以宗室受任，志在陨命。而至止尚浅，凡百茫然，足下能卷甲电赴，犹有所及；若其狐疑，则求我于枯鱼之肆矣。”卓不能从。
【原文华译】
中宗元皇帝下
永昌元年（公元322年）
1 春，正月，郭璞再次上疏，请皇帝以皇孙出生为由，颁布赦令，皇帝听从。正月初一，大赦，改年号为永昌。
王敦任命郭璞为记室参军。郭璞善于卜筮，知道王敦必定作乱，自己也会被牵连其中，非常忧虑。大将军掾、颍川人陈述去世，郭璞哭丧极为哀痛，说：“嗣祖（陈述字嗣祖）啊！焉知非福啊！”
王敦既与朝廷离心离德，将朝廷名士都羁留录用在自己幕府。任命羊曼及陈国人谢鲲为长史。羊曼，是羊祜哥哥的孙子。
羊曼与谢鲲终日酣醉，所以王敦也不委任他们具体的工作。
王敦将作乱，对谢鲲说：“刘隗奸邪，将危社稷，我想要清除君侧之恶，如何？”
谢鲲说：“刘隗确实是个祸害，但他是城狐社鼠。”（城墙上筑窝的狐狸，社稷里挖洞的老鼠，意思是投鼠忌器，动不得。）
王敦怒道：“你是个庸才！不识大体！”将谢鲲外放为豫章太守，但又扣留他，不让他到任。
正月十四日，王敦在武昌举事，上疏数落刘隗罪状，声称：“刘隗佞邪谗贼，作威作福，妄兴徭役，劳扰士民，赋役繁重，怨声载道。臣身为宰辅，不可坐观成败，所以进军讨伐，刘隗的首级早上悬挂于城门，则大军晚上就退兵。当初太甲荒唐无度，幸有伊尹之忠，殷商得以中兴。愿陛下深垂三思，则四海平安，社稷永固。”
沈充也在吴兴起兵，响应王敦。王敦任命沈充为大都督、督护东吴诸军事。
王敦到了芜湖，又上表控诉刁协罪状。皇帝大怒，正月二十一日，下诏说：“王敦凭恃恩宠，敢肆狂逆，将朕比作太甲，要将朕幽囚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今朕亲率六军，以诛大逆，有杀王敦者，封五千户侯。”
王敦的哥哥、光禄勋王含乘轻舟逃归于王敦。
太子中庶子温峤对仆射周顗说：“大将军王敦此举似乎只是清君侧，并不是叛逆。”
周顗说：“不然，人主自然并非尧、舜，不能没有过失，但人臣岂能举兵胁迫？举动如此，不是叛乱是什么！王敦狼子野心，他的企图岂有限度？”
王敦初起兵时，遣使告诉梁州刺史甘卓，约他一起东下，甘卓许诺。等到王敦登船出发，甘卓按兵不动，派参军孙双到武昌劝阻。
王敦惊道：“甘侯之前和我约好如何如何，如今有变，是担心我危害朝廷吧！如今我只是清君侧，事成之后，封甘侯为公爵。”孙双回去报告，甘卓还是狐疑。
有人对甘卓说：“不如假意许诺王敦，等他到了京城，再出兵讨伐他。”
甘卓说：“当年陈敏之乱，我也是先假意跟从，然后又反戈一击，舆论都说我见风使舵，心中时常愧疚。如今再来一回，何以自明！”
甘卓派人把王敦的意思告诉顺阳太守魏该，魏该说：“我之所以举兵拒胡贼，正是要效忠于王室。如今王敦举兵向天子，不是我应该参与的。”于是拒绝。
王敦派参军桓罴游说谯王司马承，请司马承任军司。
司马承叹息说：“我要死了！地荒民寡，势孤援绝，有什么办法！不过，死得忠义，夫复何求！”
司马承征召长沙人虞悝为长史，正赶上虞悝母丧，司马承前往吊唁，说：“我要讨伐王敦，而兵少粮乏，况且我新到任，恩信未著。你们兄弟是湘中豪杰，如今王室危难，兵革之事，古人也不会因守丧而推辞，先生对我有什么指教呢？”
虞悝说：“大王不因虞悝兄弟猥劣见弃，亲自屈就光临，敢不效死！然而湘州荒弊，难以进讨，应该收众固守，传檄四方，王敦的势力就分裂了。分裂之后，再图进讨，或许可以取胜。”
司马承于是囚禁桓罴，任命虞悝为长史，以其弟虞望为司马，督护诸军，与零陵太守尹奉，建昌太守、长沙人王循，衡阳太守、淮陵人刘翼，舂陵县令、长沙人易雄，一同举兵讨伐王敦。易雄移檄远近，列数王敦罪恶，于是一周之内，全都响应司马承。唯独湘东太守郑澹不从，司马承派虞望征讨，斩郑澹，将人头送到各地示众。郑澹，是王敦的姐夫。
司马承派主簿邓骞到襄阳，对甘卓说：“刘隗虽然傲慢失众心，但并非对天下有害。大将军却以其私恨，举兵向宫阙。这正是忠臣义士竭节之时。您受任为方伯，奉辞伐罪，正是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勋！”
甘卓说：“齐桓、晋文不是我所能赶上的，但我也志在徇国，当与您一起详细考虑。”
参军李梁对甘卓说：“当初隗嚣跋扈，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，之后得到福报。如今将军在天下人心中有重望，但当按兵坐以待之。如果王敦取胜，自然要委以将军方面大员之任；如果王敦失败，朝廷必以将军替代他的位置。何愁不富贵，而放弃此庙胜之策，到战场上去一决存亡呢？”
邓骞对李梁说：“光武帝是在创业之初，所以隗嚣、窦融可以文服从容观望。如今将军之于本朝，不能以窦融来做比较；襄阳与太府相比，也没有河西之固。假使王敦攻克刘隗，还师武昌，增兵石城，切断荆州、湘州的粮食供应，将军还能往哪里去！势在人手，还说自己有什么庙胜，真是闻所未闻！况且身为人臣，国家有难，坐视不救，这符合大义吗？”
甘卓还在犹疑。邓骞曰：“如今既不为朝廷义举，又不接受王敦檄书，这是必至之祸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况且大家认为困难的，无非是彼强我弱罢了。如今王敦兵不过万余，留守的不过五千；而将军你的兵力是他的几倍。以将军之威名，率此府之精锐，杖节鸣鼓，以顺讨逆，岂是王含所能抵挡的！若王敦救援，必须逆江而上，他们逆流来战，自己都支撑不住，将军之举武昌，如摧枯拉朽，还有什么顾虑呢！武昌既定，取得他的军事物资，镇抚二州，以恩意招怀士卒，让士兵们像回家一样来归附，这就是吕蒙击败关羽的计策和形势啊。如今放弃这必胜之策，安坐以待危亡，不能说是明智。”
王敦担心甘卓在身后有变，又派参军、丹杨人乐道融前往邀约他，一定要他跟自己一起东下。
乐道融虽然侍奉王敦，但是对他的悖逆非常愤恨，反而跟甘卓说：“主上亲临万机，自用谯王司马承为湘州刺史，并不是专任刘隗。而王氏擅权日久，突然看见皇帝有分权之举，就觉得自己有损失，于是背恩肆逆，举兵向宫阙。国家对您的恩遇如此之厚，今天如果与王敦站在一边，岂不违负大义！生为逆臣，死为愚鬼，永为宗党之耻，不可惜吗！我为您考虑，不如假装许诺王敦，而驰袭武昌，王敦士众听闻，必定不战自溃，您则立下大功。”
甘卓本来就不愿跟从王敦，听了乐道融的话，终于决断，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本意。”
于是与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承、宜都太守谭该等发布公开檄文，列数王敦叛逆罪状，率所部兵马讨伐王敦。派参军司马赞、孙双奉表到朝廷汇报，罗英到广州约陶侃同进。戴渊在江西，先得到甘卓檄书，上表朝廷，宫中皆称万岁。陶侃得到甘卓书信，即刻派参军高宝率兵北下。武昌城中传言甘卓兵到，人皆奔逃溃散。
王敦派表弟、南蛮校尉魏乂和将军李恒率甲卒两万攻长沙。长沙城池不完整，资储又缺乏，人情震恐。有人建议谯王司马承向南投奔陶侃，或者退据零陵、桂阳。
司马承说：“我起兵志在死于忠义，岂可贪生苟免，做那奔败之将！大事不能成功，只是让百姓知道我的心罢了。”于是环城固守。
没过多久，虞望战死。甘卓想要留邓骞为参军，邓骞不愿意。甘卓于是派参军虞冲与邓骞一起到长沙，带信给司马承，劝他固守，等甘卓兵出沔口，切断王敦归路，则湘州之围自解。
司马承回信说：“江左中兴，刚刚开始草创，没想到宠臣之中，出了恶逆之人！我以宗室受任，志在一死；但是智识尚浅，百事茫然。足下如果能卷甲电赴，可能还赶得上救我；如果狐疑不进，再来就只能在枯鱼堆里找我了。”甘卓不能听从。
【学以致用】
这一段记载了王敦叛乱，而甘卓的行为值得我們思考
01，成功之後需要总結，需要叩问本心，到底是技術上的胜利，还是道义上的胜利
区别在哪？
技術上的胜利，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智谋更丰富，技巧更更高，也可能是对手太笨
道义上的胜利，可能是自己踩中了趋势，遇对了平台，跟对了老大
分析的越细致，才可能在下一次的时候继续取得胜利
卓曰：“昔陈敏之乱，吾先从而后图之，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，心常愧之。今若复尔，何以自明！”
当年甘卓平定陈敏之乱，是为了大义吗？
好像不是的
最开始他想与陈敏图谋大事的，后面看到趋势不对了，然后反过来对付陈敏
所以，这就牵扯到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
他的思维模式，是以利为主导的，第一念头是从利开始，从个人的利益开始
这无关对错，只是思维模式不同而已
所以，现在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，出现了王敦之乱，他处在两军对垒之间，那么，他这个“以利为先”思维模式的特性又出来了
02，思考甘卓最后拍板的关键因素
参军李梁对甘卓说的那句话，最符合甘卓的心意
自己稍微慢一点，两边不管胜与败，自己都能够取“富贵”
敦惊曰：“甘侯前与吾语云何，而更有异？正当虑吾危朝廷耳！吾今但除奸凶，若事济，当以甘侯作公。”
他既挂念着王敦许下的公爵承诺，又想要以此去向朝廷，向司马睿博弈更多的好处，司马睿的“有杀敦者，封五千户侯”他看不上，侯爵比不上公爵啊
邓骞的言论，有理有据，甘卓估计是认可的，只是他做不到
因为这不符合他的思维模型
谈国家大义，谈趋势，以顺讨逆，他当然也知道，但是，能够让他有所行动的，是看这个“利”是不是够安全，是不是够大，至于国家道义什么的，放在一边
最后，为什么听了乐道融的话，就能下定决心了？
因为乐道融是从王敦那边来的，是王敦的内部人，这个内部人员的信息能够进一步证明，他站在司马睿这一遍的胜算概率更大，所以他行动了
这就跟投资一样，既要看回报率，也要看投资风险，而首先看的就是投资风险
但是甘卓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
他站在国家的平台上手握重兵，却没有担当
拿着国家赋予的权力，兵力，却以此作为筹码来为自己谋利，一边与国家博弈，一边还想着与反叛分子交易
这种以公肥私的做法，都不会有好下场的
他也不想想，不管是王敦成功了，或者是朝廷成功了，会不会找他秋后算账？
03，一个遇事只想着从“钱”的角度思考的人，很难赚到大钱，
换句话说，会赢几把小的，但是会输掉大的，最终很大可能会成为失败者
当年蒋先生遇事总习惯于从商人的角度思考，用商人做买卖的思维，去应对大势，比如布局东北这个事情
现在的甘卓，面对有人叛乱，有人在动摇国之根本，他手握重兵，却磨磨唧唧，也用类似于做买卖的思维方式去算计私利，这就是德不配位了
凡是涉及到国家大义，民族大义的事情，一算计就落入下乘。
所以，我们也要思考下自己的思维模型是什么样的，小事上糊涂点无所谓，不要在大事上想岔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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